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在浙江嘉善西塘古镇举办的中华民族服饰展演暨第六届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上，小朋友身着明代“飞鱼服”参加展演。（新华社发）

从古至今，中华大地上生活着的各民族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密切交流，从流传至今的语言、服饰、习俗中，随处可见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例证。“雅歌儒服”，就是我国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喜爱、学习、接受中原文化的具体体现。

《诗经》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雅》诗大部分是古代上层社会举行各种典礼或宴会时演唱的乐歌，因此也称“雅歌”。《后汉书·祭遵传》说到：“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唐代的李贤作注解释说：“雅歌，谓歌雅诗也。”

“儒服”即古代儒者的服饰。儒家一向讲究仪表端庄，儒冠儒服成为儒者表达思想主张、展现精神面貌的一种方式，以高冠、宽衣长袍、方履为主要特征。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边疆少数民族积极学习借鉴中原文化，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赋诗染翰者不乏其人。

《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时期“驹支不屈于晋”的故事。有一次，晋国和各诸侯国在向地（今安徽怀远）集会时，姜戎族的首领驹支受到晋国大夫范宣子的责难。驹支据理力争、赋诗言志，驳倒范宣子并受到尊重。“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驹支所赋之诗《青蝇》，收录于《诗经·小雅》，大意是奉劝君子莫信谗言。姜戎是春秋时期生活在晋国南部的少数民族，驹支善雅歌，体现了早在先秦时期各民族在文化上就有了深入的交流。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各民族文化互鉴交融，不同的经济类型相互依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步形成，不断巩固和发展。

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建立者石勒是羯族，前秦第三位君王苻坚是氐族，二人都崇尚儒学，治国有道。据《晋书》载，石勒喜好儒学，曾在军中集中汉族儒士，设立君子营，指导作战，效果显著。苻坚在王猛等人的辅佐下，结合儒家、法家的理念，奖励文教，鼓励农业发展，轻徭薄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权系统。

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不断，服饰自然而然成为文化互动的载体。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衣冠礼仪制度持续影响着北方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合理成分也被汉族服饰吸收。

北魏孝文帝是儒家文化的崇尚者、倡导者和践行者，他在位时多次推动服饰制度改革。太和十年（486年），北魏开始“服衮冕”（衮冕即衮衣和冕，是古代皇帝及上公的礼服），推行高冠博带的汉式服饰。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迁都洛阳，赐群臣冠服，并严其法制，确立了汉式衣冠在北魏的地位。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交流日益频繁，随着经济发展、纺织技术进步，各民族在服饰习俗上的互鉴融通进一步深入。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步辇图》，描绘了贞观十四年（640年）文成公主入藏前，吐蕃使臣禄东赞到长安觐见唐太宗的场景。禄东赞身着长度过膝的小袖花锦袍，这就是“番客锦袍”的物证。据《通典》记载，“番客锦袍”是唐朝政府为表示器重和友好，专门为远来长安的使臣织造的。成都、扬州的织锦工人每年要织造400余件此类锦袍进贡朝廷，以满足“番客锦袍”的需求。

宋辽夏金时期，中原和边疆地区密切互动，民族交融在服饰上也得到生动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史书中，出现了“雅歌儒服”的记载。

金熙宗完颜亶，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据宋代《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他自幼跟随韩昉等儒士学习汉文经史，“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弈棋战象”，“宛然一汉家少年子”。金熙宗即位后，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将契丹人、女真人自东北迁入中原地区，与汉人杂处。他还颁行皇统新律，“大抵皆依仿大宋，其间亦有创立者”，在加速金朝封建化、吸收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海陵王完颜亮留下“万里车书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等诗句，表达了一统天下的雄心。《金史·舆服志》中记载，他在位时期定都燕京，女真官员的官服采用宋式，宽袖大袍，和南宋官服极为接近。

在金朝“雅歌儒服”的文化背景下，自祖父辈就仕于金朝、常居燕京的耶律楚材，广泛学习汉籍，精通儒学经典。他作为辅佐成吉思汗、窝阔台的“社稷之臣”，重用儒士，重开科举，为元朝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元代服饰虽然更多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建立起了冠服制度。

明代，各民族深度交融，少数民族文人学习儒家文化、参加科举，用汉语创作的诗文作品迭出。如，官至兵部尚书的蒙古族文学家苏祐用汉文创作的律诗为人称道，云南浪穹何氏、剑川赵氏这两个白族文学家族对唐诗的研究入木三分，其诗文创作呈现出浓厚的宗唐倾向。到了清朝，汉族服饰中的吉祥纹样、色彩等元素融入满族服饰，形成了独特的清代服饰文化。而脱胎于满族女性袍衣的旗袍，至今仍受中国女性喜爱，成为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服饰之一。

我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全方位的，诚如有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简单地只靠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还要从具体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去寻找答案。理解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除了文字记载的“大事”外，民族关系更多地体现在老百姓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体现在“雅歌儒服”这样的风俗习惯中。“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正是这无处不在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2年5月17日05版，执笔：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