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1928—2009，生前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画家，代表作有《主席走遍全国》《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等。本文收入《抗战中的中国文艺》一书。图为20世纪90年代作者在他创作的周恩来肖像前。）

1937年夏天，父亲受北平地下党委托，带领“北平学生假期西北参观团”的一批青年赴延安，我也被父母带上了。我们在火车站等候多时，闻知：卢沟桥出事了！这天正是“七七”事变。约过半个月，铁路通了，我们才又乘车离开北平。

除了火车，我们还乘大车或步行。行至云阳镇，率八路军部队正准备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彭德怀副总指挥招待了参观团。每进一个驻有部队的村，我都能看到满墙的标语、漫画。有幅漫画是：一个袖口上写着“中国”的大拳头，把小日本打得脚板朝天。这使我初步认识到美术的力量。

8月末抵达延安后，不满9岁的我被分到儿童剧团当小演员。这个剧团是抗战剧团的一部分，前身为人民抗日剧社，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写过的红军剧社。儿童剧团里多是些孩子，有的参加过长征，有的父亲是烈士，有的来自农村，也有来自大城市的。那时，红军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个剧团就隶属八路军。在剧团里，我很快学会了唱歌、跳舞、演剧。因为我会讲普通话，所以常主演一些说唱节目，比如在快板剧《消灭汉奸》里演放羊娃。那时延安的晚会上只有这个剧团演出，所以党中央领导人都来看，有时外国人和外面的参观者来了也被邀请观看。

儿童剧团团长是1936年到延安的木刻家温涛。他是华侨，多才多艺，音乐、舞蹈、美术都很擅长。后来从国统区来的画家胡一川、施展等也到剧团工作。胡一川常教我们唱歌；行军时，他用法文唱《马赛曲》，我们一群小孩跟在他身后，写意式地学唱。胡一川随身总带着木刻刀，刻了《组织起来》《打倒汉奸》等版画，我们常帮他印并到处张贴。施展每到一地，常一口气画许多海报，除了文字，还画上抗日剧目中的人物。他们给了我美术方面的启蒙，我常给他们打杂。

1937年底，我随剧团到边区其他地方去演出。剧团经常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孩子们往往边行军，边识字。我们搞美术宣传的一路走，一路写标语，有时也在墙上画几笔简单的漫画。工具是麻捆的刷子，用的颜料是锅底黑或石灰。每到一个村宿营，我们就去掏老乡家的锅底。

走到一个大村子，天色大多已晚。一听说剧团来了，附近沟沟坎坎的老乡都集中到大村里。我们再疲劳也得演出，脚肿了、起了泡也要照样跳舞。冬天很冷，我们要脱掉棉衣，穿薄薄的衣服在野台子上演出。

在黄河边上演出时，我们能听到日本的大炮在对岸山西不停地响。我们很清楚自己工作的意义：日本鬼子就在黄河那边，一旦打过来，人民要是没觉悟，不武装起来怎么行？！抗战初期，老百姓中普遍有种悲观论调：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多厉害，中国打不过人家。那么，我们的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老乡光看到我们这些小八路小小年纪就为抗战辛苦工作，都很感动。

1938年春，抗战剧团挺进到西安一带。因国民党统治区不让八路军的剧团宣传抗日，所以剧团里的小孩就化装成流浪儿童，组成剧团。我们在给国民党部队演出时，很多士兵在台下看着看着感动得哭了。特别是一些东北军官兵和我们结下了友谊。

1939年春我们返回延安不久，剧团迁到桥儿沟，同鲁迅艺术学院在一起。团里为让我们提高文化水平，请了萧三、冼星海、郑律成、崔嵬、李丽莲、辛莽等鲁艺教员教我们文学、音乐、戏剧表演、美术等课程。诗人萧三听了剧团的历史，写了团歌；冼星海谱了曲，还亲自教唱：“我们小小年纪，有我们自己的武器，我们唱歌跳舞，我们上台演戏。老百姓看了心里欢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坚持抗战到底，定能收复一切失地。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们唱过的抗日歌曲很多。冼星海曾教我们唱《黄河大合唱》。记得1939年“九·一八”那天，我们在大广场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冼星海亲自指挥。那时鲁艺的女同志不多，所以冼星海让抗战剧团的小孩儿参加女声部演唱。

抗战剧团有业余美术组。1939年到1941年间，我们常跟在鲁艺师生后面看他们写生；没有教材就跑去看鲁艺的画展和壁报上的漫画，还临摹过鲁艺礼堂挂的领袖画像。那时候在延安，纸张笔墨十分缺乏，我就常拿树枝在地上练习画画。教育科长看到我们那么喜欢画画，就每月发给美术组一人两张纸。边区的马兰纸又黑又厚，一张可以裁八块，每一小块反复用好几遍。先用铅笔画速写，然后拿木炭条或蘸水笔画，最后再用墨画。另一面也同样。偶尔得到一张白纸，就细心收起来，留作重要用场。木炭是弄点柳条，放到小罐里，埋到土里烧的。看到鲁艺大人们刻木刻，我们就想办法锯块木头，用铁丝或钉子砸磨成刻刀，也刻木刻。剧团内部的壁报上常有画稿，有时还整版是画。我画的一套组画曾被选送参加1941年4月的“延安儿童画展”。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主席到桥儿沟作报告。那时我不到14岁，听不懂他讲话的意思；直到很多年后才明白，他是要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其实，当时我们抗战剧团和民众剧团在文艺大众化方面，已经走在前头了。

1943年春天，抗战剧团并入西北文艺工作团。团里有正式编制的美术组，组长是石鲁，成员有我、刘迅、程士名等。石鲁经常带我们到延河边写生。有一天，石鲁说我应该练练基本功，就到窑洞外铲来土和泥，制作出一个“切面像”，晒干后刷上灰，然后教我画素描。这是我的第一个“石膏教具”。我常到石鲁的窑洞向他请教，有时也看王朝闻、彦涵等鲁艺美术教员画画。王朝闻曾用泥巴雕塑头像，专供我练习素描。那时候我经常把画拿去请他们提意见，帮我修改。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西工团美术组的同志有时被抽调去参加各种展览会的筹备。那时展览没什么照片，主要靠画来反映，所以，很多展览会都有点像美展。有一次，陕甘宁边区政府举办生产展览会，当时任西北美术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施展领着大伙儿夜战。我那时很兴奋，画到天亮都不觉得困。不过，也有扫兴的时候，因为我们两年发一套棉衣，时间一长，我的袖口磨短了，掉着布条条。虽然画画前把布条挽好，但画着画着布条开了，手从画面上撩过，颜色没干的画面就像被扫帚扫了一样。所以画画时，施展不断提醒我：“注意你的‘扫荡袖’！”

我们有时给劳动模范、自卫军英雄画像。那时，没什么照相机，就画个铅笔像。开戏之前，老乡全涌来看，用敬慕的眼光看看画像，又看看本人，被画者和看画的群众都很高兴，对他们也是个鼓舞。

抗战期间生活很艰苦。在延安，我们的主食主要是小米，菜主要是土豆、萝卜。有一年延安闹旱灾，剧团就开到山沟里，每天分小组上山挖野菜、摘野杏，掺和到小米里吃。在各地巡回演出时，常饿肚子。因为陕甘宁一带地广人稀，经常走几十里路见不到一个大村。我们早上吃过饭后就开始行军，一天走七八十里是常事，途中饿得很难受。我因此得了胃溃疡。

我们夏天发一身单衣，两年发一套棉衣。小孩穿衣服比较费，很快就磨坏了。小孩穿鞋子也费，有时候冬天也得穿草鞋，脚上都是冻疮。

延安的窑洞冬暖夏凉，但到外地巡回演出，有时到了没几户人家的小村，怎么安排住宿呢？小孩子好办，睡觉爱蜷腿的安排在碾盘上，不蜷腿的睡在牛槽里。有一次大冷天，我们睡在一个破庙里，班长往大家身上撒麦秸取暖。剧团去南泥湾附近开荒时，搭窝棚住。一遇下雨，窝棚就漏，被子湿了凑合盖。后来我们住进潮气很大的老窑洞，睡两层铺：一层在地上，铺些草；第二层是拿粗树干做支撑，再用小树的枝杈并排搭上。那小树歪歪扭扭、疙里疙瘩，很硌，就往上面放些草。到春天，枕边发出绿色的嫩芽。我保护着，不让别人掰掉。

为什么我们小孩子能够吃这么大的苦，还能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每人脑子里都有奋斗目标，有崇高的理想。当时的目标是打败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

1945年日本投降了。当晚，延安的人到处举着火炬游行，那个壮观啊！不久，我自己改名为李琦。同年夏，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恢复播音，播出的第一首歌是我作的词曲，好像叫《开场秧歌》或《开场锣鼓》。1946年，我离开延安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

李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