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力”再次成为关键词之一。而人工智能则被视为新质生产力王冠上的明珠。马年春晚上，机器人参演的“武BOT”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外媒描述马年春晚是“中国展现国家实力的秀”，他们依旧不懂中国。炫耀不是我们的性格。
但毋庸置疑的是，机器人生龙活虎地参演各类节目，投射的是日新月异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折射出中国观众一种很实在的预期：科技进步，未来生活必然是越过越好。
相较于部分西方语境下资本过度主导科技发展、民众对技术异化的担忧情绪，中国人民始终对科技向善抱有坚定信心，对科技发展寄予厚望。
▲马年春晚拳脚生风的“武林宗师”。时隔一年，春晚机器人迭代速度惊人。（图片来源：央视春晚）
中国民众的乐观心态并不是盲目自信。
公众对AI+时代的伦理挑战看得非常清楚：算法歧视、就业冲击、以假乱真、算法逐利……这些单靠科技进步自身是解决不了的。
引导科技向善，关键在文化道德。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可为新技术稳舵前行赋能，更可为全球AI应用的伦理框架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古代素有“义利合一”的理念，强调道德价值与物质利益可兼得。“君子处事，于义合者为利”。
朱熹曾言，“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延续了两千年，引出各种学说，并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和国民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时期，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从商，三次致富又三次散尽家财救济贫民，后世称他为“文财神”“商圣”，司马迁称赞他“富好行其德者也”。近代，许多中华百年老字号之所以能广开分店、口碑不衰，也在于对义利经营观的坚守。
▲电视剧《争霸传奇》中陈坤饰演的范蠡。（图片来源：影视剧照）
今天我们处于技术浪潮和社会转型期中，内涵无穷的“义利合一”观，以“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时代内涵，仍闪烁智慧光芒，为科技向善提供了哲学指南。
从产品研发层面讲，在突出商业卖点的同时，必须兼顾“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守住中国社会的传统大义，使产品从“爆红”变“长红”。
举例言之，在当前老龄化加剧、养育精细化的社会现状下，市场对护理机器人的需求呼声高，研发者也致力于此类机器人的性能提升，抢占市场份额。
以技术缓解民众现实压力，确为正道，但研发者更应该剥开市场表象，洞悉背后的人性叩问——护理的本质内核在于情感支撑，让被照顾者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马年春晚蔡明主演的小品《奶奶的最爱》，演员结束动作是她1996年主演的《机器人趣话》中的经典机器人姿势。这是春晚导演组的致敬想法。（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机器人可以替代一部分家庭职责，但它们的存在最终应形成一种对“慈”“孝”的感召，而非完全代替子女尽孝，为日后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成全普通人心中的“义”，方可成就AI产业持久的“利”。
技术更要维护社会之“义”，也就是真正转化成一种社会福利，而不是私利工具。部分西方民众对机器人感到惴惴不安，是因为技术泛滥，“我们要失业了”、“没人再需要我”、“即将孤独终老”等焦虑情绪在蔓延。
▲《你好，安怡》中戚薇扮演的智能机器人。（图片来源：影视剧照）
而在中国，人们如此欢迎和接纳人工智能，则是因为切实感受到了它为生活带来的便利与舒适：AI辅助诊断帮助医生提高诊断准确率，脑机接口设备让瘫痪患者恢复一定自主行动能力，智能浇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森林防火AI监测守护环境生态，无障碍教育让残障人士获得学习机会……
兼济天下、厚生利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乃是科技发展最应坚守的“大义”。
从技术层面讲，算法工程中必须要坚持“义”的导向，让算法有立场、有温度，而非没有道德底线的“弗兰肯斯坦”（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小说《科学怪人》中，科技失控下被创造出的怪物）。
算法是不能够真正理解善恶的。但创造算法的人，有办法让算法变得“知礼”“好德”：设定一套计算规则，把AI无法理解的善恶标准，转译成一道道判断题，让AI用“对错”来衡量善恶。
▲电影《非诚勿扰3》中，葛优饰演的男主秦奋为摆脱思妻之苦，按妻子（舒淇饰）形象定制了一款仿生机器人。（图片来源：影视剧照）
道德教化并不是机器人的全部使命，创造收益依然是行业前进的动力。所以，一方面要加强对科技企业的监督，强化其社会责任；一方面要培养从业人员的正确义利观，以传统文化滋养科技从业者人文素养。
陪伴型具身机器人不仅外表像真人，还可以思考人提出的问题，识别人的感情，陪人聊天解闷儿、开玩笑或者抱头痛哭，给人一种拥有亲密伴侣的幻觉。
但真相是，机器人既不能灵光乍现地“开悟”，也参不透认知的复杂，能做到这一切，全靠计算（统计关联和模式识别）。它带来的“情绪价值”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同情心”。
AI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在保险理赔、医疗诊断、智能驾驶等场景中，现实决策往往需要权衡利弊、考量情境，AI的单一化判断，往往不尽如人意。这也是目前许多AI产品定位为“辅助工具”的原因。
▲《机器管家》中的机器人和人对话。（图片来源：影视剧照）
不仅如此，AI还会反塑人类的认知。当人们习惯于和AI聊天、靠AI解答疑问时，社交欲望可能会消退，也难以“格物致知”。有些应用在对话中总是给出热切、认可、鼓励的姿态，表现为无限抬高用户的“讨好型人格”，会钝化人们在现实情境中对人心的感知。
对冲这些局限，就要灵活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更要结合算法时代特征，为传统智慧赋予新的时代诠释。
尤其是，未来AI会慢慢变成一种新的社会角色，人和AI该如何相处？
中国古人崇尚自然的传统智慧给出了一种答案：和而不同，协同进化。
人机虽然天生不一样，但并不对立，能力可互补：算法是确定的、精准的、重复的；而人是不确定的、灵活的、创造的。
▲电视剧《庆余年》中，男主范闲（右）自幼有武功高强的高科技机器人“五竹”（左）陪伴左右。（图片来源：影视剧照）
换言之，我们不存在谁替代谁，而是1+1＞2，和谐共生、携手发展。
比如，物流机器人负责分拣、搬运，减少工伤发生，而工作人员负责精细包装和异常处理；漫长而复杂的手术中，机器人可精准操作，而医生负责监督与决策。
为实现这种融合，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是不可缺位的。
另外，代码程序不仅能够引导甚至操控人，而且还容易“走极端”。算法往往追求极致优化单一指标，从而引起失衡，使其背离初始目的。
比如，手机应用的推荐算法原本为了让用户获取更多信息，力求用户粘性，却导致信息茧房的加剧；外卖平台的配送算法希望订单快速完成，力求效率最大化，却让外卖配送人员疲于奔命。
恰如中庸之道警示的“过犹不及”。
秉持“执中”思想，要让AI懂得容忍、审慎、节制。
在算法设计上，要打破绩效至上的原则，注重公平性和长期社会效益。算法决策必须学会识别社会情境和文化规范，能够动态调整价值权重，而非只盯着一个目标思考。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商业算法不能仅看重服务对象，还要考量消费者、社会大众的权益，从而把最佳性能让渡给系统性的和谐稳定。
同时，算法要保持开放谦逊的姿态，不断模仿人类如何“权衡”。除了为算法内嵌约束和规范以外，还要让其监测社会效果、及时自我修正，并提供人为校准。
比如汽车智能驾驶系统，不能在任何时候都寻求“加塞”和“超车”，要结合交通实际路况、司机个体习惯等等，来灵活判断。
▲人形机器人拳击格斗比赛现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算力、算法、数据三大核心竞争力之外，AI的价值观塑造、科技叙事构建等“文化解释权”，正成为全球智能竞争的全新核心维度。从传统文化中提炼适合我国国情的AI价值标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AI伦理框架，是掌握技术主权、避免沦为附庸的必由之路。
中华文明本有着最丰富、连续、包容的高价值语料库，从经史子集、诗歌书画到简牍壁画、工艺习俗等等，所涉数据的广度和厚度，都能大幅度提升中文AI模型的历史文化底蕴。
器以载道，智能向善。唯有让AI守住“仁义礼智信”，与人“和而不同”，才能在数字生活世界传承文化根脉，赢得战略主动。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